枢密院下新设秘书监，掌文书协调转运之事，直接向各枢密使负责。主官称为正监，同加侍郎衔。

由此，枢密院等同于军政方面的尚书省，其权之重，堪与尚书省持平。但军权非比民权，李诚中也不可能让人独居枢密使之职，故此，他设立了前后左右中五枢密之职，除中枢密使由自己兼任外，前、后、左、右四枢密使并列，无大小之分，遇事共决。四枢密使无法形成一致时，由自己判决，当自己不在枢密院时，可指定一位枢密使裁夺。

天佑三年六月十五日，李诚中下达任命诏书，张兴重为左枢密使、姜苗为右枢密使、周坎为前枢密使、赵宏德为后枢密使，其中，张兴重兼任虞侯部尚书，姜苗兼任教化部尚书，周坎兼任作训部尚书，赵宏德兼任后勤部尚书，时人称为“枢密四相”。后来，李诚中在离开枢密院的时候，大多指定张兴重临时负责裁夺枢密事，因此形成以左枢密使为尊的惯例。

李诚中赋予枢密院军事职能的同时，意味着变相削减了政事堂诸相的权力。

三省六部制发端于西汉末年，最早形成的是中书省和尚书省，门下省则成型于三国。经过历朝演变，至隋文帝时，这套官职得以正式确立，本朝则发扬光大、日趋完善。后世人一般认为三省六部制中，尚书省权力最大，但其实不然。有唐一代，三省六部制的核心，不在尚书省，而在中书省。

尚书省是没有单独接纳表奏之权的，所有的表章和奏本，都要首先送到中书省，由中书省进行批阅并附上摘要和执行意见后，再送门下省审批。这里面，最重要的就是“提议”之权，也是治权的核心。

门下认为不妥，则予驳斥，发回中书重拟，如果门下通过了中书的提议，则交付内廷，由天子圣裁。一般到了这个地步，天子无有不可，于是批“可”，这个时候，尚书省才能见到文书，然后依照内容予以实施。

中书省除了批阅奏章外，还承担着为天子拟诏的职责。天子有什么想法，必须经由中书省草拟，然后再发到门下省审批。比如天子说今天晚上我想吃鸭子，好吧，中书省据此草拟诏书，发给门下，门下省看了以后，如果觉得鸭子很贵，咱买不起，就可以直接驳回，那么天子晚餐就吃不到鸭子。当门下觉得鸭子不贵，可以吃的时候，这份诏书才能达到尚书省，由尚书省去采买。

因此，大唐的圣旨里面是没有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”那一套的，那玩意不合法。正式的诏书里，开头就两个字——“门下”，意思就是告诉门下省，我想干什么，能不能干，你看着办。就好像现在写请示，抬头直接写你要发送请示的部门，比如“某某司局”、“某某领导”之类。皇帝向臣子写请示，这是制度！

三省六部制的特点就在于将过去的相权一分为三且相互牵制，变相的削弱相权。发言的人多了，皇帝就能利用起来，分而化之，这就是施行三省六部制的好处。

但无论如何，中书省握有执笔之权，仅此一项，就令分化的相权又有了集中之势。本朝三百年来，中书令一直位兼首相之尊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（当然，李诚中穿越前后的这几十年，大唐朝廷已经差不多废了，属于不按常理办事的年代，可以暂时忽略不计。）除了门下省侍中可以勉强和中书令争一争外，尚书省的两个仆射几乎被排斥在了权力的边缘。如张说、裴炎、姚崇、李林甫、杨国忠等，都是以中书令而兼首相，以至权倾朝野。

安史之乱后，大唐找到了防止中书令形成权臣的方法，即绕过中书省，直接授予低阶官员相位。比如委任某部侍郎、给事中、翰林学士、御史中丞等相对低阶官员以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的差遣，赋予他们可以在中书省、门下省断决处理事务的权力，也就是授予他们提议权和封驳权。由此将三省长官高高挂起，进而逐渐成为虚职，然后天子便可任意行事。

看上去似乎抑制了相权，但其实质，却是对制度框架的极大破坏。一国宰相可以由皇帝随意任免，乃至小人幸进，这样的执政方式，能不乱套吗？按部就班有按部就班的道理，该走的程序必须要走，一名官员的能力和他所经历过的事务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成正比的。没有执政的丰富经验和对官吏体制的深刻认知，怎么做得好宰执天下的活计？

因此，李诚中不打算沿用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那一套，他打算恢复旧制，想要进入政事堂，可以，先当上三省长官再说。

李诚中折腾枢密院的目的，就是将军事职能从政事堂剥离，等于是对相权的进一步削弱。哪怕再有执笔权的中书令，在连番削弱下，权势就算很盛，却也无法做到总揽全局的地步。经过削弱后的相权，李诚中想要做的是，重新赋予其新的内涵——加重治权。